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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还原《赛德克·巴莱》历史真相

来源:http://www.smithsvsicc.com 作者:影视影评 人气:141 发布时间:2019-09-12
摘要:       《赛德克-巴莱》这片子,能说的东西确实有点多又有点乱。从最初时有影评人说,就算把周杰伦为这片子筹款的过程拍成电影都会比这好卖,到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

       《赛德克-巴莱》这片子,能说的东西确实有点多又有点乱。从最初时有影评人说,就算把周杰伦为这片子筹款的过程拍成电影都会比这好卖,到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在台湾地区,认为是华语电影第一史诗,《塞》一篇确实是一步一个脚印又一波三折地到了今天这个地位。很喜欢魏德圣的另一部得意之作——《海角七号》,他似乎总有办法能把那种最台湾的味道找出来搬到大银幕上。

       看片前很仔细地去温习了一下雾社事件的始末,大致理了一下整个事件脉络:
时间:1930年10月27日

地点:台湾中部山区雾社

人物:由马赫坡社头领莫那鲁道率领的赛德克族雾社群(即德奇达雅群)之马赫坡、荷歌、波亚伦、斯库、罗多夫、塔罗湾等6部落抗日的赛德克族等共约1,200人(战斗人员仅300多人)对抗日本警察、驻军、土著协警以及其他驻台日籍人员

起因:甲午战争后日本占领台湾,大肆开发破坏台湾 中部山区,在当地部落驻地开采矿产,修建铁路,置办据点,并通过奴化教育和高压警察的方式希望在当地获得长久的统治。长期以来,日本方面一直将当地的吐蕃当做廉价劳动力和娼妓,并对当地的原始森林进行大规模开发和破坏,双方矛盾积压由来已久。

经过:雾社事件分前后两次,第一次为赛德克人趁雾社当地的运动会期间集体暴动,冲击日方警察和单位,夺去武器,切断当地与外界通信,并以此出发袭击日军各个据点,最后在日本军队大规模清剿下各个部落几乎灭族,领导人莫那鲁道在山洞中自杀,部落妇孺悉数自杀身亡。第二次为第一次雾社事件的幸存者们被安置于“保护蕃收容所”。在日本警方“道泽驻在所”鼓励下,再次有216人不幸死于非命。1930年11月10日道泽群总头目泰目·瓦利斯被抗日的原住民杀死,让道泽群怀恨在心。更由于雾社事件日人利用各部落之间的敌对,使用“以夷制夷”策略,利诱胁逼此二部族组成“味方蕃”袭击队,投入战事,造成雾社各族群之间的仇怨扩大。但是因日本政府决定从轻处分雾社事件的参与者,造成道泽群愤恨不平,4月25日,道泽群的壮丁组成袭击队,攻击雾社事件余生者居住的容所,被杀死及自杀者共216人。达到报仇目的的道泽群袭击队员,共砍下101个首级,提回道泽驻在所向日警“缴功”。此保护蕃收容所袭击事件被称作第二次雾社事件。

结果:事件结束后的统计:遭日军攻击致死者364名,自杀者225人,被拘禁者265名,另外有约500名原住民投降。日人出动包含台湾军司令部、守备队司令部、台北步兵第一联队等等军队,约1194名,另外还有1,306名警察部队。根据事后日方战报显示,军警共战死28名、受伤26名,协助日军的原住民战死22名、受伤19名。之后日方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出现,强迫原住民迁居较为便于监控的平原地区,并加大了迫害。


       整个故事讲到最后,说到底还是以野蛮克服披着文明外衣的野蛮的故事,但在这看似简单的以暴制暴当中却让人丝毫感受不到赛德克人对于死亡的恐惧,甚至敬畏。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死亡其实就是将灵魂送到祖灵所在的彩虹桥那端的猎场,乃至他们在夺去敌人生命的时候也是如此的从容和平静。可能越是对死亡能坦然接受的民族,越嗜血好斗,就像成吉思汗那样,或许对他来说,剥夺那些弱者的生命其实无非是将他们送到天堂的草原一样,当然,也会出现像秦始皇这样的人,怕死怕的要命,却照样杀人不眨眼。
       在孔孟儒学中有这么一讲,叫“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使命论和精神论。我不知道这些常年在深山中以狩猎为生的原住民中是否有这种说法,但是不论怎么说,他们将自己的信仰集中于祖灵守护的这片猎区中,或者说他们的信仰就是作为一名赛德克巴莱战士的骄傲。“拿生命来换图腾印记。那拿什么来换回这些年经的生命?” “骄傲!如果文明是要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让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我很难用语言去描述听到这句话时候的内心感受,即便这种骄傲的表达方式是砍下对手的头颅,然后用鲜血涂遍自己脸上的图腾。“莫那鲁道,听说你年轻的时候是个英雄。”“我现在依然是个英雄。”这一份自负的骄傲,多少年没出现在中国人的脸上了?最近有个词很火,叫“中国梦”,虽然我听到“中国梦”这个词之后往往会在脑海里跳出以下一些词跟上“梦之蓝,天之蓝,海之蓝”……但是我总归觉得你在一个整天“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希望大局为重,认清事实”的时代讲“中国梦”总有些滑稽,仿佛那个以前喊过“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和“东夷少年,跳梁海曲。自今复敢与天子战乎?”的国家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了。
       当然,我们不能责怪今天的中国没有骄傲,早在慈禧太后那时候我们早把这丢了。我对元清两家总归是有着很大的反感,虽然在今天,汉族和蒙古、满族的同胞能端坐一堂,同称为炎黄子孙,但是至少在当时,这种迥然不同的民族归属感,决定了汉蒙、汉满只能存在统治与奴役之间的关系。当时来自土地贫瘠,以游牧为主地区的满蒙,又如何会珍惜这用刀枪和杀戮抢夺来的土地和资源呢?所以在满清黄昏,对于他们来说,灭国无非是再也不能享受人上人的生活,只得再退出关外过自己祖先的生活,他们可不会去顾及什么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骄傲之类不能当鸟玩不能当银子花的东西。
      言归正传,这部台湾《阿凡达》着实是难得一见的好片子,在莫那鲁道身上,让我们找寻到了一点似乎早已远去的东西——骄傲。

1930年11月5日,日军台南大队死伤颇重。遂投掷违反国际公约之“糜烂性毒气弹”(路易斯毒气弹),原住民退守,不是战死就是在巨木下自缢。最后莫那鲁道看见大势已去,于是在山洞里把两名孙子枪杀,连其妻子之尸体一并焚毁,再以三八式卡宾枪饮弹自尽。

此次事件的【伤亡情况】
【部落】发动事件之初,抗日六部落的族人共计1,236名,至事件结束后的统计:战死者85名、被飞机轰炸死者137名、炮弹炸死34名、被“味方蕃”袭击队猎首级者87名、自缢身亡者296名、俘虏者265名,另外有约500名原住民投降。

【日本】总督府出动包含台湾军司令部、守备队司令部、台北步兵第一联队等等军队,约军人1194员,另外还有警察部队1,306员。根据事后日方战报显示,日本平民遭屠杀134人,受伤215人,陆军阵亡22人战伤25人,警察6人阵亡4人战伤,协助日军的原住民兵勇22员阵亡、19员受伤,随军汉人军夫1人死亡7人受伤。另外在深秋的山区作战也令日军饱受冻伤、恙虫病及痢疾之苦,雾社野战医院留有高峰期一天治疗超过200名各类患者之记录,另外也有传出汉人军夫被冻死的状况。

  雾社事件平息后,马赫坡等六社原有的1236名德克塔雅人仅剩514人。为了惩治剩下的德克塔雅群人,日本人再次使出阴险的“以番制番”策略。当时的台中州警务部长三轮幸助、警察课长宝藏寺虎一共谋利用道泽群对德克塔雅群进行清算。日本人的居中煽动很快起到效果,1931年4月25日深夜,道泽群200余壮丁夜袭四处德克塔雅群收容所,杀死216名德克塔雅群人,致使马赫坡等六社的赛德克族仅剩298人,从而造成所谓的第二次雾社事件。

       今天终于有时间把《彩虹桥》看完了,距离看《太阳旗》有一段时间了,情节人物什么的记忆也都有点模糊,整个片子看的过程中还是时不时地会去快进一下,确实魏德圣真是太舍不得剪辑他的这份宝贝了,导致这餐饭足足吃了两个多小时,但也不失为是一顿美味。

实际上,台湾原住民各部落在早年的关系如同国际关系,有一些部落保持友好关系,但有更多部落敌对(因为长期有互相出草及争抢猎场的习惯),即便是语言互通的不同部落,也不乏敌对者;日本人就是利用部落间的仇视,威胁利诱亲日原住民,或者取得亲日原住民的主动合作,讨伐反日原住民。同属于德固达雅群(Tgdaya)的巴兰社(Paran)就曾被与日本人合作的布农族原住民攻击(1903年,姊妹原事件),而莫那鲁道的马赫坡社(Mehebu)也曾因与日本人合作而被归类为味方蕃(亲日原住民)(1920年,萨拉矛事件)。

云顶娱乐棋牌游戏网址,再来看看电影表达的【雾社事件】
1930年,在自己部落的青年的婚礼上,莫那鲁道长子塔达欧·莫那向日本警察吉村克己敬酒,吉村不接受(推测是吉村认为不卫生),还动手侮辱,族人立刻围殴警察。莫那·鲁道知道,吉村绝不甘心被围殴,亲自率领众人向吉村谢罪,但吉村并不理会,并呈报上级。因为当时攻击警察,是严重罪行,莫那·鲁道认为事情无法善了,加上长期受到当地日本人欺压、被禁止纹面、失去传统,决定在10月27日日本人举办雾社运动会时起事、“血祭祖灵”,是为雾社事件。
1930年10月27日,莫那鲁道率领族人袭击附近的警察分驻所十三处,也袭击学校、邮局、宿舍等,在雾社公学校,参加运动会的妇女与学童遭到了赛德克族无差别攻击,只要是日本人皆一律诛杀,共杀死日本人134名(大多为妇孺)、重伤26名,误杀2位著和服的汉人李彩云与刘才良,并杀伤215人,从警察单位获得枪支180挺和弹药23,037发,同时切断通往外地的电话线。
事件爆发后,总督震惊,立即进行军事行动,调派台北州、台中州、台南州、花莲港厅之驻军往雾社前进。抗日族人回部落后,分成“塔洛湾”及“马赫坡”二条战线。塔洛湾战线由荷歌社头目塔达欧·诺干(Tadao Nokan)率领,马赫坡战线由莫那鲁道率领。1930年10月31日后,除马赫坡社外其他部落都被军警占领。抗日主力退到马赫坡社。11月2曰马赫坡社被军警占领后,起事原住民退入溪谷,利用悬崖绝壁的地势作战。

  11月5日,日军在马赫坡社东南方与赛德克人爆发激战,15名日军被杀,10人负伤。赛德克人也遭到重创,巴沙欧·莫那受重伤,最后由族人将其斩首。此役过后,赛德克人退至素有天险之称的马赫坡绝壁,日军遂改以防线封锁、炮兵炮击及以飞机投掷炸弹的方式进行围攻。其间,日军甚至向赛德克人投掷化学武器,致使赛德克人伤亡惨重。

【莫那·鲁道】此人介绍
为赛德克族马赫坡社(Mehebu)部落头目。

  原住民女子嫁给日本警察后,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妻子,而仅仅是政治联姻,结果多数是始乱终弃。桧山铁三郎因为垄断埔里社所有的商业活动,从中谋取巨额暴利,引发“埔里社支厅舞弊案”。桧山因此返日接受审判,其妻被遗弃在台湾,成为第一个被日本人抛弃的赛德克女子。近藤仪三郎在一次外出活动后未归,日本人称其坠落山谷失踪,但马赫坡社的族人却认为这是日本人在故意抛弃其原住民妻子,狄娃思·鲁道被迫只身回到马赫坡社。狄娃思·鲁道的悲惨遭遇让身为兄长的莫那·鲁道愤恨不已,也为他以后起义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埋下了种子。

死亡人数要比电影描述的少。

另外,第二年,又有反报复性的【第二次雾社事件】
隔年4月发生,第一次事件时担任味方蕃的道泽群对赛德克族生还者进行攻击的事件。

于第一次事件期间投降之赛德克人共514人,之后被集中于邻近原部落的五处“保护蛮收容所”内,并在处份不明之情况下滞留至1931年春。
1931年4月25日深夜,道泽群的壮丁200余人组队夜袭位于罗多夫、西巴乌两地的四处收容所(同样位于西巴乌的塔罗湾社收容所因人数稀少未被视为目标)。被杀死及自杀者共216人。日方之警卫仅在西巴乌收容所方面进行过名目上之开枪喝止,道泽群则仅有1人死亡,5人重伤,10人轻伤,且多半是赛德克族人以弓、竹枪等武器反击造成。

这个网上有照片,可以看看,比较残忍。

  日本“和番”的另一项重要举措就是邀请原住民首领赴日本“观光”,宣扬日本的国威,使其不敢再有反叛之心。1897年,第一批由平地原住民组成的访问团参访了日本的长崎、大阪、东京等地。据称,日本人评估效果良好,赴日首领皆对日本产生了“敬畏之心”。1911年,日本再次组织赴日“观光团”,此次主要由山地区的原住民参加,赛德克族群的巴兰社、荷歌社和马赫坡社等部落的首领都被安排前往,时年30岁的莫那·鲁道亦在此列。

曾经到过日本内地,参访过东京、京都与名古屋,见日本的兵工厂与军校,深知日军的武装力量绝非原住民所能企及。返台后,对于日本官吏的严苛时常忍耐,也要求族人尽量配合政府施政。
莫那·鲁道早年因反抗日本政府失败、并深知日本人的实力而归顺,归顺后帮助日本人攻击其他不服从日本的原住民。居住于台中的泰雅族耆老表示1920年,莫那·鲁道趁泰雅族乌来历马部落壮汉外出打猎,莫那鲁道从南投带族人及日本人偷袭,屠杀二十六名老弱妇孺;是为“萨拉矛事件”,原因是当时日本人要报复因西班牙流感而对外人大肆出草的泰雅族原住民。
除了泰雅族,同族的都达群(Toda)也对德固达雅群(Tgdaya)的莫那·鲁道有极为负面的评价,都达群的族人表示,莫那·鲁道仗着人多势众抢夺他们的猎场,是他们的敌人。

  “出草”原是指赛德克族为了向祖先表达敬意以及显示本族群的实力,击杀其他族群成员,并将其头颅割下。这本是一种残忍的野蛮行为,一直为文明社会所不齿。然而,1930年赛德克人再次针对日本人集体“出草”,爆发了著名的雾社事件。

  28日,日本军警抵达雾社周边地区。傍晚,在雾社近郊河畔遭到莫那·鲁道的狙击,致使军夫1死5伤,日军遂暂停推进。29日,日军在未遭抵抗的状况下进入雾社市街,并开始搜救日本人的工作。

  不该发生的悲剧

  据统计,赛德克人在第一天的袭击中共捣毁1个警察分室(相当于警察分局)、12个警察驻在所,杀死134名、击伤215名日本人,缴获180支枪、23037发弹药以及炮弹2000多发。

  两次敬酒事件是雾社事件的导火索。第一次敬酒事件让荷歌社与日本的关系高度紧张。荷歌社头目阿威·诺干外出打猎返家的路上,被日本警察邀至驻在所(相当于派出所)喝酒。因阿威·诺干酒量不济,希望早点回家。面对日本警察的频繁敬酒,以原住民语baga(够了)婉谢。然而在日语中,baga音同“禽兽”一词。日本警察大怒,而且找来其他警察将阿威·诺干打死,荷歌社与日本警察的梁子从此结下。

  “恩威并济”垦番社

  1895年,日本强占中国台湾。为了获取原住民区的自然资源,并实现对台湾全岛的控制,日本必须实现对原住民的完全“教化”。为此,台湾总督府参事官持地六三郎和番务总长大津麟平都主张采取“抚育”和“讨伐”并重的“理番”政策。持地六三郎称,虽从社会学上看“番人”属于人类,但从国际法上看与动物没有区别。为了帝国经济和财政利益,应该对“番人”进行讨伐,甚至可以完全灭绝他们,但是由于这样做的成本太高,所以应该采取“抚育”与“讨伐”并举的策略。

  第二次敬酒事件让马赫坡社与日本的关系也紧张起来。1930年10月7日,马赫坡社的一对青年结婚,日本警察吉村克己恰巧路过,莫那·鲁道的长子塔达欧·莫那热情邀其共同参加婚礼。塔达欧·莫那本想以部落的最高礼仪“兄弟饮”(赛德克族习俗中,两人并肩贴脸对嘴共饮一杯酒,以表示友好同心)招待吉村克己,然而吉村克己嫌弃塔达欧·莫那刚杀过山猪的手上染有血渍,认为非常肮脏而加以拒绝,并用警棍殴打他。此举激怒了塔达欧·莫那和其弟巴沙欧·莫那,二人对吉村一顿暴打。事后,莫那·鲁道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两次带着两个儿子到驻在所道歉。然而,吉村拒不接受道歉,声称要向台中州呈报惩处莫那父子。

  日本人的残酷镇压

  赛德克大“出草”
  
 10月24日,荷歌社借筹备年轻人婚礼的机会,秘密商议起义计划。25日和26日两天,比荷·沙波等人奉莫那·鲁道之命,秘密到德克塔雅群各部落联络,游说共举反日大事。最终,莫那·鲁道共获得包括马赫坡社、荷歌社、塔罗湾社、波阿仑社、斯库社及罗多夫社等6部落的支持。人口最多的巴兰社因为头目瓦力斯·布尼的反对而未参与起义,但有3名男子以个人身份加入。据统计,最后参加起义的赛德克人共有1236人,其中具战斗力的青壮年男性仅300余人。

  27日凌晨3点半,巴沙欧·莫那以父亲重病需要药物为由哄骗日本警察打开马赫波驻在所大门,起义群众乘机攻入并杀死日本警察。同时,塔达欧·莫那率人袭击了日本的制材所,杀死了吉村克己和冈田两位日本警察。此后,起义群众先后攻占了荷歌社、塔罗湾社、波阿仑社等地的日本警察驻在所,并缴获了一批武器。

  上午7点左右,莫那·鲁道在荷歌社集结人马,将起义群众分为青年组和老年组,青年组有100多人,由塔达欧·莫那指挥,负责袭击即将举行运动会的雾社公学校;老年组有70余人,由莫那·鲁道指挥,负责袭击雾社分室(日本警察驻雾社分局)及日本警察宿舍、邮局等地。任务布置完毕后,两队人马分别悄悄隐蔽到攻击目标附近。由于起义群众在攻占驻在所时都把日本警察的电话线切断了,所以日本人对起义一事一无所知。

  日本浪人任警察

  雾社事件发生后,日人沿袭其阴险的“以番制番”策略,以提供赏金和枪支弹药为条件,利用各部落之间的嫌隙组成“味方番”袭击队,协助日军警部队作战。例如,立场亲日的道泽群头目铁木·瓦力斯便加入了所谓的“味方番”,协助日军从事侦查、劝降和破坏活动。部分道泽群族人贪图奖赏而对妇孺一律残杀,赛德克对“味方番”的仇恨更甚于日军。11月11日,铁木·瓦力斯率领56名族人追杀赛德克族12名战士,然赛德克早已设下埋伏,致使铁木·瓦力斯等十余人被杀。29日,道泽群又被莫那·鲁道等杀死5人,重伤7人。道泽群死伤人数居于各“味方番”之冠,铁木·瓦力斯之死更被视为奇耻大辱。这进一步加深了道泽群与德克塔雅群的仇恨。

  总之,在日本的苦心经营下,雾社地区成为日本殖民台湾的“番地管理模范”。雾社不仅建有媲美日本本土城镇的市街,而且雾社地区原住民也大多能讲日语(相较之下,同期平地汉人的日语普及率仅达25%),对日本的归化程度较高。即使是素来具有反日情绪的莫那·鲁道,也多次参与到协助日本人剿灭其他“番社”的行动中。1920年12月,莫那·鲁道即率众参与了对泰雅族萨拉茅群的镇压行动。

  上午8点,日本人在雾社公学举行神社祭,并举行联合运动会。当日本的太阳旗升起时,塔达欧·莫那率领青年组杀入公学校,开始与日本警察进行搏斗。由于日本人事前并未做好准备,很多警察甚至没有携带武器,因此很快演变成一场赛德克人对日本人的杀戮。而且,赛德克人一改“出草”不杀戮妇孺的习规,在场内的日本人,无论是成年男子还是老幼妇孺,全数被杀无一幸免。

  面对日本人的欺压,赛德克人与日本殖民当局进行了反复的较量。1897年3月,深堀大尉一行14人组成探险队,前往雾社地区调查,“番通”近藤胜三郎担任向导。由于近藤在途中疟疾发作返回埔里治疗,失去向导的探险队很快失踪。后来,深堀等人的尸体在雾社区被发现,日本人因此认为是雾社群干的。为了报复雾社群,日本进行了为期5年的“生计大封锁”,禁止食盐、铁器等进入雾社群,对其生产生活造成巨大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封锁后,日本于1902年4月对雾社群进行军事围剿,然而雾社群依靠人止关(地名)的地利之便,用巨石、木头等猛击日军,致使18名日军不同程度轻重伤。

  敬酒成为导火索

  一方面,日本在原住民地区进行“和番”政策。其中,日本警察与台湾原住民头目联姻是“和番”政策的最重要手段。日本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期间,很少有日本人和汉人结婚,但对于剽悍的高山族“生番”而言,日本却鼓励当地的日本警察与其结婚,意在消弭他们的抗日意识。日本警察迎娶原住民做妻子的例子不胜枚举。1896年,为了争取雾社群的支持,埔里社理番官桧山铁三郎迎娶了雾社群头目巴沙欧的女儿;熟知“番语”的日本警察近藤胜三郎也先后娶了巴兰社头目的女儿以及荷歌社头目的妹妹为妻;1910年,随着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的崛起,近藤胜三郎又安排自己的弟弟近藤仪三郎娶了莫那·鲁道的妹妹狄娃思·鲁道。

  早在1902年人止关战役后,日本人就使用“以番制番”的策略。1903年,日本唆使与赛德克人素有世仇的布农族干卓万社,要求其以向赛德克人提供食盐和铁器的名义,引诱赛德克青壮年到双方边界姊妹原前来交易,待其全数喝醉后悉数将其杀害。参与交易的赛德克100多名青壮年中最后仅有六七人侥幸逃生,从此赛德克群实力大幅下降。

  在两次敬酒事件之后,赛德克人开始秘密筹划抗日行动。荷歌社和马赫坡社是此次起义的主要力量,荷歌社因其头目被日本警察殴死而仇视日本人,马赫坡社因为惧怕日本人的报复而终日惊慌不安。因此,双方的反日想法一拍即合。在筹划和联络过程中,荷歌社的比荷·瓦里斯与比荷·沙波扮演了重要角色,二人为堂兄弟关系,均为日本警察登记在案的“不良番丁”,有家人被日本人杀害的经历(例如比荷·瓦里斯的父亲擅自“出草”而全家七口被害),二人经常煽动荷歌社仇恨日本人的情绪。

电影《赛德克·巴莱》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雾社事件中赛德克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情形。《赛德克·巴莱》虽然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筹划,对历史的把握较为准确,甚至专门聘请了赛德克人郭明正为历史顾问,然而《赛德克·巴莱》毕竟是电影,其中既有演绎的部分,也有虚构的成分。本文将还原历史真相,为读者展现原住民悲壮的反日史实。

  在进行“安抚”的同时,日本人并未放弃对原住民的掠夺和镇压。为了获取木材和樟脑,日本殖民当局设置各种各样的徭役,逼迫原住民到深山砍伐被他们视为图腾的神木,而且要求他们必须肩扛出来,因为这样才不至于划伤树木。在对待原住民文化习俗方面,日本按照所谓的现代化的标准对原住民进行改造。1913年,日本殖民当局正式下令禁止被原住民视为祖训的文面、断齿等习俗,甚至禁止原住民种植用以编织布匹的棉花。日本警察执掌原住民区包括安全、卫生、贸易、教育等所有事务,对原住民有生杀大权。而且,驻扎在原住民区的警察多为日本的浪人与恶徒,本身品质不端,对原住民的残害更加肆无忌惮。原住民稍有不慎,便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11月下旬,赛德克人终因缺乏粮草和寡不敌众,逐渐失去战斗力。赛德克人在抗击日本围剿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其特有的勇敢和文化。很多起义战士的妻小为不拖累他们,纷纷在巨木下自缢,包括莫那·鲁道之妻巴干·瓦利斯,由于上吊的人太多,曾一度压弯了树枝。此外,莫那·鲁道还枪杀两名孙子,并将他们与妻子的尸体一同焚烧,后独自进入深山断崖间自戕。塔达欧·莫那在与被迫前来招降的妹妹诀别后亦自杀身亡。

  据统计,赛德克人在雾社事件中死伤惨重,其中343人战死、296名自缢身亡,另有700多人被俘或投降;日本方面,28人被杀,26人受伤,台湾总督石英藏、总务长人见次郎和台中州警务部长石井保被迫下台;协助日本的“味方番”22人战死,19人受伤。

  由于赛德克人占据地利之便,加之其剽悍勇猛,因此日本人与赛德克人进行硬碰硬的对决,很难占到便宜。然而,赛德克人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就是彼此之间的猜忌和攻占。日本人正是利用这一点,通过“以番制番”的方式实现了其殖民统治。

  即使经历了第二次雾社事件,日本人对马赫坡等六社仍不放心。1931年5月6日,日本人强行将298名赛德克人整体迁往北港溪与眉原溪汇合点的中川岛,并对其严加管制。10月,经过秘密侦查和讯问,日本人又逮捕并虐杀了38名据称参与雾社事件的赛德克人。

  27日上午8点50分,日本当局接获雾社起义的消息,立即决定调集军队、警察和亲日“番社”进行镇压。下午4点,首先出动两架飞机对雾社地区进行侦察,并威慑尚未决定参加起义的社群。此外,台北州、台中州、台南州和花莲港厅的驻军及警察2000多人也紧急赶往雾社地区。

  起义的赛德克人深知无法与日军进行正面对抗,因此分成“塔罗湾”及“马赫坡”两条战线,分别利用天险对日军进行袭扰。塔罗湾战线由荷歌社头目塔达欧·诺干率领,马赫坡战线由莫那·鲁道率领。10月31日,日军发起总攻。11月1日,除马赫坡社外其他各社均被日军占领,塔达欧·诺干亦战死。2日,马赫坡社亦被日军占领,起义原住民被迫完全退入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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